红色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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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9章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（第2页）

《史记》记载，屈原“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”

。意思是，屈原不忘怀念君王，复兴国家，扭转乾坤，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此种情志。

尽管屈原忠心耿耿，情志拳拳，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，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施展。屈原很爱国，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，为国家的衰微感到痛惜。一个感情丰富且心思细腻的人长期遭遇排挤，借助才气，不免要牢骚。

屈原认为，楚怀王不用忠臣，一味听信张仪、上官大夫和子兰之言才导致军队惨败，丢失土地，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。

于是屈原作文章大牢骚抱怨子兰，子兰大怒，命上官大夫中伤屈原。几个掌权的人合力整治一个无权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。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煽风点火下，顷襄王偏听偏信，屈原就被放逐了。

一片忠心却接连遭受贬退、流放、放逐，就算坚毅如铁的人也会有灰心的一刻。被放逐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，披头散，步履摇摇，一边走一边吟叹，真是“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

。

苏秦游说秦国不成，归家时颜色憔悴。那时的苏秦还不知道家人抛弃了他，现在的屈原却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。对屈原这种深怀理想的人而言，如果不能实现理想，宁愿死得清白。

一位渔夫见到屈原，问他为什么到汨罗江。屈原心痛地说了几句话——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

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

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

一句，将贤才被弃的失意、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渔夫告诉屈原，“举世皆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”

。

而屈原回复渔夫，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；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？”

渔夫对屈原说，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，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，而是随着世俗风气而改变。既然全社会的人都污浊，就应该随波逐流，甚至推波助澜；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，就应该陪他们大喝痛喝，甚至吃酒糟。

但理想是不甘于向现实拜服的，屈原说，刚洗过头的人，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；刚洗干净身子的人，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尘。如果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，怎么能容忍尘垢沾染呢？

由此可见屈原品行之高尚。屈原品行高洁，宁愿做一块破碎的美玉，不肯掉落泥尘遭受污染。齐王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，即使当一块乌黑油腻的瓦片也甘愿。

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样凸显了出来。

最后，屈原表示，宁可投江而死，葬身鱼腹，也不愿让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。话都说到这个地步，屈原死志已决，无可挽回。

面对淼淼江水，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，屈原写了一篇《怀沙》。在《怀沙》中，屈原说“抚情效志兮，府诎以自抑”

。意思是，摸着心胸自省，并没有一丝过错，尽管蒙冤受屈接连遭受压抑，内心也毫无畏惧。写完《怀沙》，屈原怀抱大石，“噗通”

一声跳入江水中，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、辞赋大家作别纷乱的战国。

屈原自杀，究其原因原因是怀才不遇。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，是生不逢时。纵观中国历史，生不逢时的人很多，例如司马迁、贾谊、李商隐等，比比皆是。

作为怀才不遇的人，司马迁老先生写了一篇《悲士不遇赋》，起笔句就是悲夫士生之不辰，愧顾影而独存。

细读历史，真是“楚人悲屈原，千岁意未歇。精魂飘何处，父老空哽咽。”

（苏轼《屈原塔》）

随后便是额外的知识拓展。

关于《渔父》的作者，历来说法不一。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，是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《楚辞章旬》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《楚辞》的基础上作注。在《楚辞》中，《渔父》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。据此，则认定屈原作《渔父》，又可上推至刘向时。后世认同屈原作《渔父》，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《昭明文选》和南宋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但此说漏洞颇多。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贾列传》中引述《渔父》文字时，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，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在明确指出“《渔父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”

之后，又说“楚人思念屈原，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”

，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“楚人”

。从内证来说，《渔父》中的屈原表示“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”

，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，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“莞尔而笑”

的渔父。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，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。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。郭沫若说“《渔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”

《屈原赋今译》按之作品的实际，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。

在第一部分中，屈原开始露面。文章交待了故事生的背景、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。时间是在“既放”